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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学创新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新闻来源:学报编辑部发布时间:2019-09-20浏览次数:405

     

        国家社科基金设置各类各层次项目研究的目的是既着重基础理论,又期望通过具体问题研究提出对策,进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在着力基础理论创新的同时,要接轨现实问题。

      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经济学

      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前沿问题,不仅要借鉴国际化经济学研究范式,更需要创新研究。作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现代经济学研究承前启后,新生代经济学家们渐次贴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将思考和分析聚焦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条件下探讨中国经济学创新,历史与现实要求必须基于对国情的认识。这客观要求中国经济学家以国家和公众利益为重,选择恰当研究立场。

      关于经济学的创新,阿马蒂亚·森曾指出:“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这二者都与政治学有联系,不过联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一方面经济学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又与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关系,但是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然而,一些新生代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基础理解为效仿西方经济学: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结果往往远离中国现实。因为,谁也不可能将实际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因素一一表示为数学模型中的不同变量。

      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的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句古话是“真佛只说家常话”。经济学基本原理无地域限制,分析、论证的方法却有国别之分。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及实现经济学想法的工具。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模型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作为评判经济学研究成果质量优劣的标准。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基于对经济史的稔熟与市场经济理论脉络的清晰。

      改革开放40多年间的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了对全球经济学发展都具有显著意义的大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理论,建立和发展了以“渐进”为特征的转型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而且也推进了与西方经济学对接的宏观、微观经济学的分流,推进了大国经济发展的政府干预理论、经济调控理论和经济学科的全面建设。可以预见,坚持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取向,将使中国经济学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

      经济学研究要接轨国家战略

      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俯视经济”与“直面社会”,盖因经济学关注人类行为、剖解制度与市场机制运行问题、把脉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外经济学家一直努力解释所谓的“中国之谜”,也就是要廓清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

      这也可以给出中国经济学发展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战略接轨的判断。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服务于国家战略意义愈发浓烈。特别是国家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主流研究的视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由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继而陆续实施。国家战略催生中国经济学的行为规范形成了隐性制度和策应方式。如经济学在高校一方面满足于教学研究,另一方面高校的经济学者与各类官方、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专家一样,也形成了与国家战略对接的态势,介入各类课题,承接各种咨询。因此,在中国转型和发展进程中,经济学家不仅具备有关国家责任的关怀,而且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侧重对改革和发展“问题单”的解读,并传播结论,发挥智库功用。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用了60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以增长为标准,以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等为路径,到最终实现以人与资源环境的相适应为目的的发展观。而中国走到这一阶段,只用了不到30年。事实上,国家战略语境的经济社会问题剖解方略与中国经济学密切关联。

      凯恩斯在评价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贡献时说:“他始终坚持的一点的确道出了真谛,这就是有些人凭借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特殊天赋和强有力的经济直觉所得出的结论和含蓄的推断。”对于现行的许多政策工具,其实经济学家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效,如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被掌握的政策变量中作出选择,就需要比较它们各自的效应大小,从而找出政策依据。一如当一个国家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来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体系以及进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其内部获得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价格能够自由浮动,以及产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根据这一判断标准,中国经济学研究当在“市场”“国情”语境之中,这也正是国家战略必须关注的问题。

     “问题导向”引导经济学创新方向

      问题导向是指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以问题为突破口和方向,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满足需求。问题导向有助于明确方向、抓住重点、找准突破口,有助于复杂问题的解决。

      经济学的问题导向特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前瞻意识;具有明确的话题设定;“事件和现象”是一个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沿着这个脉络就不难破解经济学直面的问题。如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主要以控制、遏制房价为主要标志。宏观调控具有前瞻性、问题导向性,也是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满足了问题导向的三个特征。由此判断,宏观调控是现阶段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与经济学研究的落脚点——经世致用,别无二致。

      在经济学问题导向的方法论条件下,更须提示有研究潜力或正在搞某一方面研究的研究者,如何甄别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其途径之一是从中央的一些文献中释放出信号。如201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乡村振兴”一脉相传,这正因应经济学问题导向的肯綮:是一个交集;政策面关心,学术界也关心。

      西方学者在概括欧洲中世纪及以前的经济思想状况时指出:“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学者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基本经济决策是按照传统和命令而不是由个人,即不受限制的经济主体作出的。结果,这些早期的学者对西方社会思想持续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们对市场力量的洞察,而在于他们关于社会规律性质的先见之明。他们具有形成经济学的‘前科学的’眼光。”

      由上引申金融行业改革问题。设若研究金融问题,当然以金融监管为主。再则,金融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业中的地位、定位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学界和政策层面关注的焦点。以如此思路定位问题,研究者既接近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又领会并感觉问题导向“别有洞天”。

      “接轨现实”:

      经济学创新的内在要求

      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和相关研究的后续效应一直被学术界和经济理论界热议。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大同、存小异,抑或小一统、共存共荣是对学术问题看法的基本出发点,而彼此砥砺、相与切磋则是切中经济学问题导向后续效应的肯綮。

      新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将个人的经济行为和单个市场、单个产业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甄别,独立提出了反映经济运行的许多术语和分析工具,学说坚持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这种论具体不玄虚、涉技术微着墨的思维方式,应成为经济学接轨现实问题研究后续效应的“军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在重视“三农”工作的背后,有很多问题涉及经济学问题导向研究的后续效应。如在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货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朝哪里走?这深刻揭示了农村目前的三大焦点问题:农产品流通、农民增收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一个学者要能够先知先觉,知道政府尤其是高层如何布局农村工作,就要为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备份。

      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李达把生产关系表述为经济构造。何谓经济构造?李达在1935年出版的《经济学大纲》中认为,经济构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他写道:“当劳动力和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结合为一,而参加于社会对自然的斗争时,就造出特定社会的生产力。”

      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有一个“交集”,即政策面关心,学术界留意。政策面关心,说明问题导向有咨政功用;学术界留意,说明问题导向涉关联演进。一如经济学和管理学问题导向的文献综述不仅包括学术界的文献综述,还包括对政策沿革的综述。在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上,须注意对政策轨迹的把握。如是,文献综述应该是学术界和政策轨迹各占50%。这样的文献综述可自行回答三个问题: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属于独立创新吗,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是补白吗,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是和谁(机构或自然人)商榷吗?自行设问,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便油然而生。

      在竞争的市场中进行经济往来,预见、洞见和前瞻问题,并及时进行纠偏、解决和对策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因而,中国经济学创新与接轨现实问题研究有助于推演和正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渐次展示实际功用和前景。

      (作者王佳宁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管理体制比较研究”负责人、《改革》总编辑、北京物资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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